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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从额尔古纳河到草原

发布时间:2017-04-04 16:24:12  信息来源:厅事业处、中国民族宗教网  点击数:2977

蒙古族有人口1058.6万(2010年),主要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和新疆、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青海、河北等省、自治区的各蒙古族自治州、县。此外,还有少数蒙古族人聚居或散居在宁夏、河南、四川、云南、北京等省、市、自治区。

蒙古族主要聚居区在内蒙古自治区,全区有蒙古和汉、回、满、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朝鲜等50多个民族,2010年全区总人口为2470万人,其中蒙古族422万人。

形成:从部落到民族

蒙古族形成于13世纪初。最初蒙古只是诸部落中的一个以东胡为族源的部落所使用的名称,后来逐渐吸收和融合了聚居于漠北地区的森林狩猎和草原游牧部落,发展成为这些部落的共同名称。“蒙古”的汉文译写始见于元代文献。

额尔古纳河(唐代称望建河)东岸地区,是蒙古部的历史摇篮。大约在公元7世纪,蒙古部开始向蒙古草原迁移,12世纪,它已经散布在今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的上游和肯特山以东一带,并分衍出乞颜﹑札答兰﹑泰赤乌等许多部落。

蒙古部之外,在蒙古草原和贝加尔湖周围的森林地带,还有塔塔儿﹑翁吉剌﹑篾儿乞﹑斡亦剌﹑克烈﹑乃蛮﹑汪古诸部。它们大小不等,经济文化发展也不平衡,游牧在草原上的被称作“有毡帐的百姓”,主要从事畜牧业;居住在森林地带的被称作“林木中的百姓”,主要从事渔猎。公元11世纪,他们结成了以塔塔儿为首的联盟,强大一时。因此“塔塔儿”或“鞑靼”(音达达)曾一度成为蒙古草原各部的通称。

后来西方社会通常就将蒙古泛称为鞑靼。有时鞑靼也泛称中国北方各民族。13世纪初,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部统一了蒙古地区诸部,并逐渐融合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蒙古”一词由原来一个部落的名称变成为民族名称。

沿革:从建立政权到归属明清

1260年,忽必烈作了大汗,把统治中心由漠北的和林迁至燕京(后称大都,今北京市)。1271年蒙古改国号为“元”,1279年,灭南宋,统一了全国。

元亡后,明朝在辽东西部﹑漠南南部﹑甘肃北部和哈密一带先后设置了蒙古卫所20多处,各卫所长官都由蒙古封建领主担任。15世纪初,漠西蒙古瓦剌部(即元代的斡亦剌部)和东部蒙古本部(明朝人称为鞑靼)先后向明朝称臣纳贡,与明朝建立了臣属关系。

1409年,明朝封瓦剌部三个封建主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1413年又封东部蒙古本部封建主阿鲁台为和宁王。后来达延汗曾一度统一东部蒙古本部各部势力,并调整了其封建秩序,在整顿大小领地的基础上,重新划分了六个万户,分左﹑右两翼各三万户。

16世纪中叶以后,原驻牧于哈拉哈河两岸及克鲁伦河附近的东部蒙古本部中的喀尔喀部逐渐向漠北迁移,形成札萨克图汗﹑土谢图汗﹑车臣汗等三大部(清雍正三年,又从土谢图汗部分出赛音诺颜汗部,统称喀尔喀四部),是为漠北蒙古;蒙古本部的其他部分仍留居于原地,形成了漠南蒙古。1571年,明朝封漠南蒙古右翼领主﹑土默特部俺答汗为顺义王,并授予很多领主以官职。漠南蒙古左翼则继续与明朝处于对立状态。漠西蒙古瓦剌部在16世纪时分为准噶尔(绰罗斯)、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和硕特四部。明末,土尔扈特部移牧于今伏尔加河下游,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又挣脱了沙俄的奴役,返回祖国;和硕特部向东南迁徙,移牧于青海等地。

漠南蒙古16个部49个封建主在1636年前后归属于后金——清,此后,漠北蒙古和青海的厄鲁特蒙古各部封建主先后向清朝遣使纳贡。同时,沙俄的侵略魔爪伸进了我国新疆厄鲁特蒙古地区,并收买和策动厄鲁特准噶尔部贵族噶尔丹等对青海蒙古﹑漠北蒙古和漠南蒙古发动侵袭,清朝经过多次用兵,终于在1776年平定了准噶尔少数贵族的叛乱,重新统一了蒙古族地区。为了加强对蒙古族的统治,在重新调整蒙古原来的大小封建领地“兀鲁斯”﹑“鄂托克”的基础上,清政府参照满族的八旗制,在蒙古族地区建立了盟旗制度。

文化:从创制文字到文学宝库

蒙古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蒙古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分内蒙古、卫拉特、巴尔虎布利亚特三种方言。13世纪初,蒙古族在回鹘文字母基础上创制了自己的文字。促进了蒙古族文化的发展,陆续出现各种形式的历史﹑文学作品。

13世纪中叶写成的《蒙古秘史》(汉译名《元朝秘史》)是蒙古族的一部重要的历史﹑文学名著,它是蒙古族对祖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大贡献,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著名文化遗产。元代,脱脱主持编纂的《宋史》《辽史》《金史》是我国重要史籍,有许多蒙古族学者参加了三史的修撰。元代还出现了不少蒙古族的书法家和优秀学者,如却吉·斡斯尔等,他们编译了许多汉文﹑藏文和其它文字的著作。在地理学和测绘学方面,元朝政府主编了《大元一统志》,记载了当时全国的地理情况。蒙古族的口头文学以英雄史诗《江格尔》最为著名,是中国文学史上“三大英雄史诗”之一。元代,还有很多蒙古人使用汉文进行诗歌、散曲、杂剧等的创作,并取得一定成就。

明代,蒙古族的文化有了进一步发展。《黄金史》《黄金史纲》和《乌巴什洪台吉的故事》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历史﹑文学著作。此外,还编著了许多种蒙﹑汉对照的词汇集和蒙古语法书,如《华夷译语》《心鉴》等。突出的是对《蒙古秘史》和《甘珠尔经》的翻译工作。对于《蒙古秘史》,除把全书译成汉文外,还把蒙古语原文用汉字逐句逐字地音译出来,使这部宝贵的历史文献得以保存下来,是蒙﹑汉、回等族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甘珠尔经》是蒙﹑藏﹑汉族学者共同合作翻译的,通过《甘珠尔经》的翻译,使蒙古语言的规范化和词汇的丰富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蒙﹑汉﹑藏等族的文化交流和共同发展。这时蒙古族的文化对满族文化也发生了影响。老满文就是用蒙古文字母创制的,后来在字头上加以圈点就是新满文。在词汇和语法方面蒙古语对满语的影响也很大。

清代,蒙古族文化发展比较突出的一个方面,就是书面语言的形成和规范化。蒙古族学者或单独﹑或与其他民族学者合作,编纂了很多蒙古语辞典和多种民族文字对照合编的大辞典。如《蒙文旨要》《蒙文启蒙注释正字苍天如意珠》《蒙文全释》《蒙藏语汇》和四体(满﹑蒙﹑汉﹑藏)﹑五体(满﹑蒙﹑汉﹑藏﹑维吾尔文)《清文鉴》等。历史著作以《额尔德尼脱卜赤》(汉译《蒙古源流》)最为著名,还有《阿萨喇克齐史》《大元盛朝史》和《西斋偶得》《凤城琐录》等。《谋生鉴》是蒙古族最早的一部经济著作。不少蒙古族学者还翻译了近百种汉﹑藏等族的古典文学作品,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对于丰富和发展蒙古族文学和语言词汇起了积极作用。

近代社会蒙古族在文化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蒙古族著名文学家尹湛纳希的成就最为突出,《一层楼》《泣红亭》和历史小说《青史演义》都是著名的文学作品。民歌中的《黑骏马》《嘎达梅林》等表现了蒙古族特有的民族生活和英雄人物。《沙格德尔的故事》是蒙古族文学宝库中的一支奇葩,把蒙古民间谚语﹑比喻﹑民歌﹑好力宝﹑赞词﹑祝词等兼收并蓄,溶化在自己的诗歌里,以此作为向敌人进攻的锐利武器,深为蒙古族人民所喜爱。语言学、历史学著作有《蒙文指要》《蒙文要义大全》和《水晶鉴》等。

民俗:从蒙古包到现代生活

蒙古族的物质生活,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

蒙古族的服饰是适应蒙古草原生活环境的。服饰中,长袍是蒙古族人民的传统服饰,袍子肥大,不开叉。过去牧区的冬装多为光板皮衣,也有以绸缎﹑棉布做衣面的;夏季一般穿布类;颜色一般爱用红﹑黄﹑深蓝色。冬季牧人放牧时可以暖身御寒,夏季可以防止蚊虫叮咬。农区农民多穿布衣,有长袍(开叉)﹑棉衣﹑棉袄﹑衬衣﹑衬衫等,冬天多穿毡靴﹑靰鞡,穿高筒靴的少,也扎腰带。现在,蒙古族服饰方面有了极大的变化。只有在祭敖包或召开那达慕大会时,其主持者﹑参加歌舞表演的人和极少数与会者才会穿传统服装。

饮食受其经济生产类型制约。牧区以牛﹑羊肉及奶食为主,以粮食﹑蔬菜为辅。奶品有奶豆腐、奶疙瘩﹑奶干﹑奶酪﹑奶油﹑酸奶等。早晨吃炒米喝奶茶,茶中加上酥油和少许青盐,味道鲜美可口。中午和晚上多喜吃牛﹑羊肉。砖茶是牧民不可缺少的必需品,煮好后少加些鲜奶。现在,经济发展,人们的饮食结构改善了许多,除肉食外,各地冬夏都能吃到新鲜蔬菜。

居住也与其生产方式相适应。圆形蒙古包是蒙古族牧民传统的居住工具,具有便于搬运﹑易于拆搭﹑抵抗风寒等特点,适于游牧生活。一般蒙古包高七八尺,直径丈余,以圆形围壁“哈那”和伞形顶架“窝尼”组成。周围和顶上覆以厚毡,用毛绳从四面缚起来。包顶中央有天井,用于通风与吸收阳光。现在,随着蒙古族游牧习俗向定点放牧或舍饲半舍饲转变,蒙古族人民几乎完全定居在砖瓦房或楼房里。只有在那些旅游区才能见到传统意义上的蒙古包了。

蒙古族是一个非常热情﹑好客﹑直率的民族。茫茫的草原上没有旅店,但每一座蒙古包里的主人都会愉快地招待那些素不相识的客人,他们端出奶茶,斟上奶酒,煮上羊肉,或以歌劝酒,或敬献哈达,热诚招待客人。全家男女老少围着客人坐下,问长问短,宛如自家人。告别的时候常送出很远,指示路线,十分亲切。

节日:从那达慕到勇士精神

蒙古族重要节日有春节﹑兴畜节和那达慕等。其中,那达慕是蒙古族最为盛大、影响广泛的节日。

“那达慕”,系蒙古语“娱乐”或“游戏”的意思,每年七八月牲畜肥壮的季节举行。传统的那达慕大会只举行射箭﹑赛马和摔跤的比赛;现代那达慕从内容和形式都有了很大的丰富和发展。除了传统的男儿三艺外,还增添了其他体育竞赛﹑文艺演出﹑图片展览﹑放映电影﹑交流生产经验﹑篝火晚会等内容。

那达慕大会上的摔跤比赛,最引人入胜的是民族式摔跤。脸色黝黑﹑身体魁伟的摔跤手上身穿着镶有铜钉的黑色摔跤衣“昭德格”,下穿白色跤裤,腰系彩绸做成的围裙,脚蹬蒙古靴或马靴,袒胸露背,有的跤手还在脖子上围着五彩缤纷的饰物“江戈”。当音乐响起,跤手们跳着雄健的“鹰步”上场,勇士们的搏斗开始了。

赛马更需要有勇敢顽强的精神。自古以来,蒙古人民对马就有特殊的感情,他们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都以自己拥有一匹快马感到自豪。训练烈马﹑精骑善射是蒙古族牧民的绝技。赛马比赛开始,骑手们一字排开,个个扎着彩色腰带,头缠彩巾,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赛马的起点和终点插满各种鲜艳的彩旗,四面八方聚来的人都汇集在起点和终点。只听号角长鸣,骑手便纷纷飞身上鞍,扬鞭策马,一时红巾飞舞,如箭矢齐发。刹那间,好骑手就像飞箭一样超过所有的对手,奔向终点,成为草原上最优秀的健儿。

现代社会,摔跤和赛马在生活和生产中的作用相比之下削弱了许多,但作为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仍被保留下来。

(摘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中国少数民族》卷,由郑 娜编辑整理)

(编辑:俞虹,摘自中国民族宗教网)